近日,北京大学博雅荣休教授、俗共中国宋史研究会原会长邓小南在岭南书院·清远江心岛书院带来《大俗大雅:宋代文化概说》,清远从历史背景、江心社会文化、岛书代雅学术创造与文学艺术4个维度,院揭勾勒出一个雅俗交融、秘宋思想迸发的俗共宋代。
在邓小南看来,清远从《清明上河图》的江心市井烟火,到士人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岛书代雅情怀,雅与俗早已相互交融,并渗透宋人的生命历程,成为宋代文化的精髓。


“南北朝”格局中的宋:生于忧患,长于忧患
邓小南指出,宋并非传统意义上的“大一统”王朝,而是与辽、西夏、金、元等北方政权长期并存,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“南北朝”格局。两宋300年间始终承受着这种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,因此形成了稳定至上的政治基调,对外谨慎防御,对内注重防微杜渐。然而,正是在这种忧患之中,宋代社会展现出顽强的WhatsApp%E3%80%90+86%2015855158769%E3%80%91how%20does%20a%20gantry%20crane%20work生命力与持续的文化创造力。

而若将宋朝置于欧亚大陆的视野中观察,契丹、女真、蒙古等北方民族实际上是连接东西文明的重要力量,他们的存在不仅带来压力,也激发了宋代经济与文化的内在活力。

文化重心下移:平民化、世俗化、人文化
正是基于追求稳定的原则,宋代朝廷对民间的文化发展、经济事业、社会生活等并未过多干预。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,为当时士大夫群体参政议政,以及为文化作出贡献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“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是一向相提并论的:文学就说‘唐宋’,绘画就说‘宋元’,学术思想就说‘汉宋’。”邓小南援引钱钟书先生的话谈到,细数中国古代的文化,不论是从哪一个脉络梳理,都少不了宋代。因此,可以说宋代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,一方面有对古代文化的传承,另一方面又有着变迁和创新。
邓小南介绍,目前学术界有学者在讨论“唐宋变革”,也有学者在讨论“宋元变革”,实际上都是在说明文化始终处于变化发展的动态之中,在她看来,中唐至宋代的这种变革特征就是文化重心下移,表现为平民化、世俗化、人文化的趋势。

所谓“平民化”,即相对于贵族制、门阀制,身份背景淡化,是指普通民众较前代具有更多的生存发展机遇,受到社会更多关注。“世俗化”,主要是指俗世生活影响增重,佛教经历本土化过程,民间信仰兴起,宗教教义愈益贴近世俗需求。“人文化”,则是指更加关心尊重“人”自身的价值,关注人的精神生活状态和教养成长。
邓小南谈到,当时的北宋东京,是一片皇家苑囿、官署、商铺、民居交错杂陈的不同以往的都市风貌。以《清明上河图》为例,其中描绘了十字街头的说书、杂耍等民间文化活动,显示出宋代城市生活的丰富与多元。市井文化蓬勃兴起,娱乐活动走入寻常百姓家,受欢迎的民间艺人如丁都赛甚至成为“明星”被做成雕像。

在宋代,集中、大量地出现了反映俗世生活的绘画雕塑,拉货、推磨、饮茶、纺车等日常劳作的场景被这些作品一一呈现出来。对此,邓小南解释,这与当时佛教禅宗的主张有关,不管是挑水还是砍柴,这些俗世生活并无高低尊卑之分。在她看来,宋代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禅宗观念的影响。
与此同时,雕版印刷的普及使书籍广泛流通,苏轼曾感叹:“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,日传万纸,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。”可见知识传播之广。宋代的书中甚至开始出现版权标识——在目录的最后一页,以牌记(古代刻书中的版本标识)的形式强调“以申上司不许覆版”,即其他人不能再去翻印,这就相当于现在书籍中的版权页。而这种知识产权概念的产生,也是雕版印刷发展的结果。

在宋代,还有不得不提及的士人群体。如今,“宋人四般雅事”——焚香、点茶、挂画、插花被人们所熟知,但无论是香、茶、画还是花,都并非宋代才有,只不过在宋代,这些事物才被赋予了“雅”的意境,得以成为生活中的艺术,成为文人雅士精神生活的重要载体。
士人喜聚会,雅集成为当时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,有人即兴创作,有人品鉴议论,这不仅是文人交流的平台,更是在群体切磋中养成文化修养的重要场域。邓小南补充道:“由于文化的平民化,不少读书人并没有明显的家世背景,当他们进入官场后需要相互扶持,所以人际网络对他们来说格外重要,而这类聚会除了让他们提升自己外,也为他们建立关系网络提供了重要的途径。”

教育普及:生机勃发的学术创造力
宋代孕育出了生机勃发的学术创造力,这与当时的教育普及密切关系。除官学外,当时还有白鹿洞书院、岳麓书院、应天书院等,这些书院多半由民间士人创办的。不过,无论是官学还是民间书院,都并非为了启蒙教育,而是为了培养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必备能力而开设。
而随着社会大众对基本知识的需求,众多科举落榜的读书人有了另一个选择——回到乡里去教小孩子读书识字,进行启蒙教育,民间教育也得以普及。

与普及性的教育相对应,宋代也不乏学术精英。谈到宋代的学术思想,邓小南辨析了“宋学”“新儒学”“理学”“道学”这几个概念的差异。在她看来,“宋学”的概念最为宽泛,宋代所有的学术文化成就都可以称之为“宋学”;而“宋学”的主干应该是“新儒学”,“新儒学”并没有新的纲领、新的经典,但对于先秦到战国的一些儒家经典给予了新的解释。
不过,学界中对“新儒学”一直存在着争议,如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田浩指出:“‘新儒学’概念的用法,掩盖了一个含混而又多歧的思想家的谱系。”邓小南谈到,这也提醒我们,“新儒学”的内容是丰富而又多元的,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凝固性的静止的体系。
至于“理学”和“道学”,邓小南援引清华大学教授陈来在《宋明理学》中的引言加以说明:“宋代的理学,亦称之为道学。总体上说,道学是理学起源时期的名称,在整个宋代它是理学主流派的特称,而不足以囊括理学的全部内容。”

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李约瑟曾指出:“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,其主焦点都在宋代。”邓小南认为,这种学术创造力,与宋代“格物致知”的追求密不可分,而且不仅在学术文化上,在思想上、理论上、政治上都能体现出这种创造力。
在宋代,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并非范仲淹一个人的追求,而是当时一批士大夫中的精英人物的共同目标,亦如张载所说的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。
即便是低级官员方庭实,也敢堂堂正正地对宋高宗说:“天下者,中国之天下,祖宗之天下,群臣、万姓、三军之天下,非陛下之天下。”在邓小南看来,正是由于思想的开放,让不同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有了自己的贡献和成就,也使得他们普遍具有一种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情怀。

文学艺术:雅俗之间的交融与升华
历史学家陶晋生曾在《宋辽金元史新论》中提到,这一时代里中国人并重理想与现实,兼备雅与俗的口味。这在思想、文学艺术、政治和军事各方面均有所体现。其中,就文学艺术而言,词的典雅和文人画的意境是理想,而通俗的曲和小说的发达则是适应现实的需要。

邓小南认为,雅与俗之所以能在这一时期并存,且相互促进发展,与宋代社会文化重心下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文化重心的下移促使文学全面繁荣,宋代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至词、曲、小说,创作主体与文学接受群体都向社会大众扩展。
宋词就多出自当时文人的娱乐场所,无论是婉约派还是豪放派,在当时都取得了颇高的成就。钱钟书先生曾说,唐诗追求风神情韵,而宋词则追求筋骨思理。宋词的遣词造句看起来平平无奇,没有华丽的辞藻,但背后却蕴含深刻的道理。
“诗须要有为而作,用事当以故为新,以俗为雅。”苏轼就曾点明旧与新、俗与雅的关系,写诗当有目的,所用典故只要得当,旧词也能有新含义,俗的语言也能有雅的风格。黄庭坚也有类似的观点:“古之能为文章者,真能陶冶万物。虽取古人之陈言,入于翰墨,如灵丹一粒,点铁成金也。”

在书画艺术方面,宋代很少再有世家书法,宋代文人的书法也许和世家书法相比有其不及的一面,但他们的书法风格非常鲜明。以苏轼的《寒食帖》为例,明显可见并非是在心情平和的状态下所书,这是他当时被贬黄州后难以抑制心中情感的体现。也即苏轼自己所言的“我书意造本无法,点画信手烦推求”。
宋代文人画同样体现了那一代人特有的风格,讲究“吟咏情性”,山水画、人物画、花鸟画等类型众多,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山水画,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士人寄情山水的心境。

大俗大雅:宋代文化的内在精神
宋代文化的魅力在于俗与雅并非对立,而是相互渗透、彼此滋养。市井生活中的烟火气与士人书斋中的清雅意趣,共同构成宋代文化的多面性。在宋人看来,“风雅处处是平常”,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渗透着对于风雅的理解与追求。
邓小南以《论语》中的“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,游于艺”作为结语,并着重阐述了“游于艺”的深意。她指出,“游于艺”并非只着眼于技艺文化,更是一种深度的修养与沉潜。邓小南解释道,我们谈论宋人的文化成就,表面上看是在谈论“游于艺”,但本质上,是要理解他们如何将这种修养融入生活,化为一种生命气质。雅与俗早已渗透宋人的生命历程,这正是宋代“大俗大雅”文化气质的精髓所在。


来自东北的“历史迷”
当天有一位特别的听众——来自辽宁的大学生李冬阳,虽然读的是文学专业,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“历史迷”。“邓老师是我的精神偶像。”李冬阳曾在香港听过邓小南教授的讲座,此次再度寻踪南下,特地从东北来到清远,只为再听一次邓小南教授的分享。
第一次来到清远,江心岛书院也给李冬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“这里的环境很好,工作人员能够很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,让我觉得很有人情味。”

李冬阳在认真听讲。
来源:清远江心岛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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